我在2020_假如什么都不能将我们解救
李慕琰（农健/图）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2月底，编辑希望我写一篇报道，关于武汉人的心理创伤。她在电话里提醒我：“你要把自己的感受打开。”我几乎是愣了一下。我没有去武汉前线，枯坐在家，没什么文化消息，……
李慕琰（农健/图）
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2月底，编辑希望我写一篇报道，关于武汉人的心理创伤。她在电话里提醒我：“你要把自己的感受打开。”
我几乎是愣了一下。我没有去武汉前线，枯坐在家，没什么文化消息，日常工作停滞。每天看看新闻，免不了哭哭啼啼。深夜朋友送来一条线索，武汉几位医院护工感染后没有床位，求助无门。我想了一会儿，交托给了关系好的同事，“他们值得更好的记者”。
疫情当中，信息是匮乏的，人们需要通过新闻传达各类燃眉之急，我不擅长做这类报道，于是我想关切一种更不显而易见但影响可能更深远的困境。
心理创伤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可见、易被忽略，在我们的文化里，似乎根深蒂固地认为心理问题的重要性排在现实问题之后。几年前，我看过半年心理咨询，体验过情绪的不可控和它对人的支配能力。在我的个人经验里，人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不是死亡，有许多东西都排在它的前面。我深刻地反对“好死不如赖活”这个命题。
后来我读到索尔·贝娄的小说，主人公是一位植物学家，记者就三英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造成的辐射危险来采访他，他说“，可以作大胆地猜想：心碎而死的人确比因原子辐射而猝亡的人要多。然而，并不存在反对心碎的群众运动，大街上也见不到反对心碎的示威游行。”
2020年3月5日傍晚，湖北武汉得胜桥社区一位居民抱着宠物狗在社区里散步。（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/图）
要对这种心碎打开自己的感受，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这个勇气。作为记者，共情和麻木的能力几乎同等重要。麻木是好的自我屏障，就像医生，见到惨状，同情无济于事，冷静而机械的操作会给对方最大的帮助。但一场疫情袭来，很多救援人员的这层屏障都在被逐渐摧毁。随处可见的无助、痛苦和恐惧，不断试探人心的边界。
给每个身处疫区的心理师打电话，我都有数倍于平时的压力，害怕占用了那些本就资源紧张的心理热线。因为临时的求助太多，他们总是把约定的时间一改再改，但我当然清楚，不论多久都理应等待。
不论患者家属还是心理工作者，许多个电话长聊中，都会出现沉默的片刻——我渐渐才分辨出来，这是对方哽咽的时刻。除了信号音和环境音滋滋作响，电话那端沉默，我通常一句话都不说，一直等，直到对方再次开口为止。
疫区拥有大批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是一件幸事，但对这项工作了解得越多，我心里的疑虑反而变得更多。
很多心理专家都会给出指引，让大家少看负面信息，防止疫情中的“替代性创伤”——因共情于他人的痛苦而自伤。但是，对负面信息避而不见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？
一位咨询师告诉我，在精神分析工作中，他们从来不会把“降低来访者的情绪感受”作为工作目标。相反，不应该否认情绪的正当性，情绪虽然让人痛苦，但它是人认识自己、作出改变的动力。灾难时刻，信息能否抵达需要的人，有时关乎人命“，如果连活着的机会都失去了，保持心态平稳有多大意义呢？”
身在疫区、陷入过绝望的20岁出头的小姑娘梓铨已经不能起床，不能洗头，爸爸送来饭，她就每天强迫自己吃一点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正常人，也不可能再变回正常人。她问我，为什么在微博上不论传达什么真实情况，都很容易被人围攻。
如果询问心理咨询师，他们会认为她陷入了创伤后应激障碍，社会功能丧失，这很常见，需要心理援助，可以解决。但解决了个体情绪，所有的一切就能够太平吗？
我心里更大的恐惧是，假如连心理工作都不能救助人的痛苦，还有任何解救的方法吗？我们还能相信什么？还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得救吗？
我想不清楚这一切，不明白到底对于身处痛苦中的人来说，这些抚慰有什么作用。我和编辑因成稿过程的种种阻滞吵了架，第二天一早，收到了她深夜的留言“：精神创伤像是一种隐喻，一场公共安全事件骤降，普通人的生活仍然不堪一击，大家对当下与未来的迷茫、担忧已经浮现，不得不思考个体命运与生存本身、人的身份尊严、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。当无数城外人为城中老百姓流泪的时候，不也是在审视自己的命运吗？当人道主义危机出现的时候，城外人对于时代和社会的信心也一样破碎了。”
精神疾病是最好的隐喻，可以窥见时代的病兆。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癔症，现代广告和女性社会状况催生了厌食症。1970年后，由于美国越战老兵的抗议，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才进入公众视野，据学者估计，大约八成美国人会在生活的某个方面遭受PTSD之苦。
美国作家大卫·莫里斯写道：“PTSD是一种时间疾病——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一瞬间就进入了你的大脑，然而你却要花余生去理解你所看到的事情。”
心理创伤关乎理解。人人都在谈悲伤，我想写恐惧、疑虑、信念的丧失和生存的虚无。报道刊发后，有人说我写的这些故事太悲惨，我一点也不同意。我想我终于得到勇气，去感受人心的痛苦，思索痛苦的机理，争取痛苦的权利。
在加缪笔下，《鼠疫》的尾声，瘟疫不是突然结束，而是以人们的习以为常告终：“我们中间再也没人满怀豪情壮志了。所有人的感受都十分单调……头几个星期所表现的那种激愤，已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所取代，而这种沮丧情绪，认作听天由命恐怕有误，但也不失为一种暂时的默认。”
写到瘟疫结束后，加缪谈论了安宁、温情、平凡人可怜又可厌的爱。
《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》报道完成后，有人哀恸、哭泣，觉得感同身受。我深夜收到短信，陌生人来向我表示感谢。我把所有评论一一读完，读人们补充的亲身经历，悲伤加重，但没有流过一滴眼泪。
直到国内疫情不知不觉走过峰值，口罩虽然长在了脸上，但生活不知何时渐渐如常。我偶然看到一条短视频，武汉的医护人员从上到下在台阶上站成一列，一个接一个摘下口罩，露出程度不一的红色勒痕。眼泪就静默地涌了出来。
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